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马路上的汽车还不多，但规矩还是有的。
一天，周恩来总理正坐车从中南海出发，要去北京西郊处理一件公务。
车队平稳地开着，到了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眼看是绿灯，司机正准备加油门通过，可这绿灯说变就变，毫无征兆地一下就跳成了红灯。
司机反应很快，一脚刹车稳稳停住。
正当大家觉得奇怪的时候，一名执勤的交警快步走了过来，对着总理的车敬了一个标准的礼。
他不是来查车的，而是来传话的，交警说，刘少奇主席有紧急电话找您，请您立刻返回中南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周总理听完，二话不说，马上让司机掉头返回。
一个交通信号灯，怎么就能这么巧地拦下总理的车？
这背后，其实是一群了不起的话务员，和一个叫“中南海电信局”的特殊单位。
这个故事，还得从建国初期说起。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城里的电信设备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很多线路都被战火破坏了。
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搬到北京，通信问题是头等大事。
最开始，中央领导落脚在香山，于是上级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在十几天内，在香山建起一个专用的电话局。
当时条件很艰苦，电信局的同志们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的人凑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干活。
他们找来一套德国西门子的自动交换机，只用了13天，硬是把这个香山专用局给建成了。
3月25号，中央领导们顺利进驻香山。
周总理还特地去视察了这个新电话局，他看了看自动电话，觉得不太妥当。
他说，领导们工作忙，万一没接到重要电话怎么办，而且自动拨号，也怕被特务监听，不安全。
总理的顾虑很有道理，于是大家赶紧想办法，从国民党留下的仓库里翻出来一些老式的磁石交换机，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改装，把自动的改回了全人工接线。
这样一来，所有电话都得通过话务员转接，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陆续搬进了中南海办公，香山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个新的，更重要的中南海专用局开始筹建。
1952年，新楼盖好了，装上了新的交换机，局号定为39局。
后来，彭润田同志专门请毛主席给题个字，主席先是写了“中南海电讯局”，后来又觉得“电信局”更好，于是，“中南海电信局”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能在中南海电信局当话务员的，那可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大部分是北京本地的姑娘，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能力也得顶尖。
像颜志明，她就是第一批话务员之一。
被选上的时候，领导找她谈话，约法三章：不准和任何人联系，包括父母；工作期间不准随便走动；工作上不能出任何差错，必须严守秘密。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一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毛主席、周总理的声音，心里都激动得不行。
但她们很快就调整过来，进入了工作状态。
工作中最大的难题，就是领导们的口音。
比如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有时候讲快了，真的很难听懂。
有一次，一个话务员就没听清主席的话，主席很有耐心地又慢慢重复了一遍，说要找刘少奇同志。
从那以后，姑娘们就开始苦练听力，熟悉各位领导的方言。
她们的工作，远远不止是转接电话那么简单。
她们的大脑，简直就是一部活的电话号码本，存着上千个号码。
只要说出人名，她们就能立刻想到号码，并且想办法把人找到。
她们对领导们的工作习惯了如指掌，谁的秘书是谁，谁的警卫是谁，经常和谁联系，要去哪里开会，甚至办公室的电话机放在哪个位置，她们都一清二楚。
摇电话铃也是个技术活。
她们会根据领导的距离和状态，决定摇铃的轻重长短。
比如周总理，处理的事务多，电话也多，她们就摇得轻一些，短一些，总理一听就知道是电话来了。
而毛主席有时候在深度思考问题，她们就会摇得重一点，长一点，确保主席能听到。
刘少奇主席亲切地称她们是自己的“电话秘书”，有时候会直接委托她们办一些事情。
周总理也夸她们本事大，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女士能比得上她们，只要说出名字，就能千方百计地把人找到。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文章开头那个故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时刘少奇主席打电话到电信局，说有急事找周总理。
话务员一查，总理的车刚出中南海，行程是保密的，只知道大概方向是去西郊。
这可怎么办？
时间紧急，话务员看着地图，根据总理出发的时间和车辆行驶的路线，迅速在脑子里计算，判断出总理的车队最有可能经过动物园附近的那个路口。
于是，她果断地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那个路口的交警岗亭。
她告诉交警，请马上把信号灯改成红灯，拦下总理的车队，因为有紧急公务。
这才有了开头那神奇的一幕。
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话务员们凭借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惊人的业务能力，完成的一次精准调度。
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北京城里都用上了自动电话，甚至程控电话也普及了。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南海电信局依然坚持着人工转接的方式。
这不是因为设备落后，而是因为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打扰领导办公，也能确保每一次通话都万无一失。
到了九十年代，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想装一部电话都很难，一个申请安装的条子能被黄牛炒到很高的价钱。
而进入21世纪后，手机迅速普及，固定电话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但中南海电信局那些话务员们的故事，以及她们在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出的高达98%的接通率，已经成了一个传奇。
现在我们联系一个人，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几下，非常方便。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次重要的通话，背后都凝聚着话务员们的智慧、汗水和担当。
这种把普通工作做到极致的敬业精神，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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