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上海大学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涯后，康生投身于中共的地下斗争，从事特科工作。这或许与他所学的专业有所关联，亦或是他个性使然，这一职业与他一生的“事业”始终紧密相连。就其个性而言，康生行事诡秘，性格复杂，手段狠辣，性格恶劣，但他又擅长交际，善于巴结奉承。就连陈云也不禁感慨：“康生非人哉，简直就是鬼！”
康生，出身于山东胶县大台庄的一户大地主家族（后迁居诸城县城），家中排行第四，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年轻时期，他放纵不羁，风流成性，其恶行远近皆知。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1924年，他凭借青岛德国天主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的学历，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深造，并更名赵容或赵云。据其履历表所述，他在此期间，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据长期与康生交往的师哲回忆，这段历史始终充满了谜团。
师 哲
师哲说：
我偶然提及此事，他却言辞不一，模糊不清，我始终未能透彻理解。1942年某日，在杨家岭，他忽然郑重其事地、态度坚决地告诉我：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同窗——王友直。王友直与我是同乡，也曾一同求学，遗憾的是他在1992年2月离世。王友直1937年自苏联归国后，投身国民党，当时担任陕西省副主席，因此我无法向他索取证据。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致信王友直，询问康生的入党事宜，他的回信出乎我的意料（该信至今仍由我保存），信中写道：1925年，王友直在上海大学尚且仅是团员，直至1926年末在前往海参崴的途中才正式入党，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回忆，1925至1926年间，康生在上海大学亦仅是团员，尚未入党。至于康生何时转为共产党成员，他一无所知。
在延安期间，康生还提及一桩旁证，声称其与他在上海大学就读时的同学李予超相识，并得知康生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李予超在1943年发表声明称，自己在1927年之前仍为团员，至于康生的入党时间，他却一无所知。
在上海大学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涯后，康生投身于中共的隐蔽战线，从事特科工作。这或许与他所学的专业有所关联，亦或是他个性使然，这一职业与他一生的“事业”始终紧密相连。就其个性而言，康生行事诡秘，性格阴晴不定，手段毒辣，性格阴险，然而他亦擅长应酬交际，阿谀奉承。即便是陈云也忍不住感慨：“康生非人，乃鬼！”他的神秘之处，从他一生中频繁更迭的名字便可窥见一斑：除了之前提到的几个名字外，他还曾化名张裕先、张权平、张耘、张溶等，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取了俄文名康生(KAH——ⅢEH)或皮特尼兹基。据师哲回忆，康生的入党之谜，以及他何时以及如何成为中央委员，同样是个谜。即便在他去世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无人能够证实”其确切性。
康生
然而，康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精于掌舵个人命运的航程，而且擅长游刃有余地操控周围的同僚与部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左右其上司的行为。这一点在他与王明、毛泽东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康生初涉革命事业时，即在沪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最终加入李立三麾下。此人原本态度逍遥，但在上海的多次工人起义中展现出非凡才干，因此中共中央委派他负责上海市一区的地下党组织工作。李立三对他巴结自己的态度和勤勉程度颇感满意，遂将其擢升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彼时，他名为张耘。1929年夏日，王明携共产国际赋予的神秘“使命”归国（实则肩负着接替李立三领导之职，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重任），随即与李立三展开明争暗斗。康生迅速洞察其中玄机，首先更名赵容，随即在王明与李立三之间巧妙周旋。据师哲所述，在此过程中，康生一度被国民党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逮捕，却仅历时不到两小时便获释。事后，有人曾将此事反映至党组织，然因“证据不足”，事件未曾被正式立案。
在1929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众多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不幸被捕或惨遭杀害。然而，康生夫妇却奇迹般地得以幸免于难。身为曾亲手处决众多“特务”的特科首领，他们的安然无恙无疑构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自此之后竟然迅速崛起，声名鹊起。
据师哲回忆说：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於把王明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王明
在本届全会上，王明由一名普通党员迅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之后，随着总书记向忠发的背叛，他随即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康生亦由起初追随李立三，转而紧随王明的步伐。
此次会议的“成功”为康生赢得了巨大的政治筹码，自此他平步青云。然而，党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众多同志被捕或献出了生命，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亦遭受重创，以至于党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白区内的党组织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党内亦出现了分裂现象（罗章龙另立中央）。
在这场腥风血雨的动荡中，王明惊慌失措，仅担任总书记短短一个月，便毅然辞去职务，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与此同时，康生夫妇在上海安然无恙地度过了1933年。
康生追随李立三至投靠王明，其间的全过程可概述如下。
1930年12月16日，米夫紧急召集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会议中，他们决议撤销了李立三对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定，并授予他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光环”。瞬间，王明与共产国际被视为一体。任何反对王明者，亦被视为反对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反对立场，他反对王明，自然也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如此一来，李立三下台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经过半月的时光流转，在米夫的精心策划下，于1931年1月7日，我们再度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
此次会议虽具突击性质，仅持续一日，却耗时十五个小时。然而，诸多重大议题却未得到充分而深入的探讨。自始至终，会议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米夫手中，他独揽话语权。在会上，他对王明极尽赞誉之能事，几近将其捧至云端。
更令人费解的是，随着会议接近尾声，米夫突然宣布：“此次政治局委员将增至九位。”话音刚落，他便急促地宣读了九位委员的名单。他心中有数，深知王明难以获得通过，因此打破常规，制定了一项异常的规定：所有与会人员均享有选举权。
会议室中突然喧哗起来。不少与会者对米夫的霸道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拂袖而去。米夫对此毫不在意，甚至眼见有人退出会场，他反倒是显得愈发得意。毕竟，每多走一人，就意味着少了一位反对者，这正中他的下怀。最终，王明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胜出。自此，虽然名义上忠发仍是总书记，但实际上中共中央的权力已被王明牢牢掌控。
没过多久，康生便寻觅良机亲自登门，对王明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自我剖析，同时倾诉出内心真诚而诚挚的歉意。
康生具备一种非凡的才能，那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上级的信赖。此次，他诚挚的忏悔与歉意迅速消解了王明的猜忌。实际上，王明这位依赖权谋手段夺取高位的政治家，也唯有依靠康生这类人才得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迅速达成共识，形成默契，亦属情理之中。
从一名普通书生，到“六届四中全会”的记录者，康生会后迅速晋升，成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快便成为了王明身边的得力助手。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后，次年康生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他曾一度被捕，为了换取出狱，他不得不以泄露上海特科情报为代价。紧接着的一年，他追随王明抵达莫斯科，并被王明擢升为驻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副团长。自此，王明与康生相互吹捧，彼此勾结，在苏联肃反运动期间，特别设立了一个以王、康命名的办公室，他们罗织罪名，将“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特务嫌疑”等罪名强加于从中国赴苏联的众多中共党员学生身上，致使这些人被定罪，遭受审判、流放、劳改，甚至被残酷杀害。
上海特科派遣至苏联的吴富等五位同志，以及中共建党初期最早的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等三位同志，均遭受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而被残忍杀害。李立三亦被判处重刑。
我国老一辈工人运动杰出领导者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不幸遭受了不实的指控与劳动教养的冤屈。
周达文老工运领袖被流放远东，音讯全无。
“在苏联的朝鲜同胞，无不涉嫌为特务或特嫌。”
康生虽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句贬词。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於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後，王明和康生一起坐飞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阵势去延安机场迎接这位统治中共长达五年之久的领导人及其他的红人。
当时观察家们指出，毛泽东之所以采用如此盛大的礼仪，实有深意，旨在让王明眼界大开，亦欲使追随王明者有所启迪。王明虽眼界大开，然而此后每逢重要场合，便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席，显得颇为固执。然而，康生却能心领神会，迅速作出新的抉择。自此，人们再难在康生脸上看到那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的诚挚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他一贯抵制、反对王明的坚定“英雄”形象。
谈及此事，曹轶欧曾坦率地向他人炫耀道：我们刚一踏上飞机，便目睹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盛大欢迎场面——毛泽东身后簇拥着众多高级干部，这让康生心中涌动起种种思绪，他开始思考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策略，以及如何转变方向。
江青
“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颇佳，毕竟是一位北方来的女性，非常能干。”他继续说：“她曾在鲁艺短暂停留，而我到访鲁艺时，她已离开。但鉴于我常赴主席处，仍时常与她相见。我知道她在上海的名声并不佳，主要因桃色事件，但这并非主要问题。然而，来到延安后，众人发现她的作风有失妥当，与群众脱节。大家对她的印象并不佳。我在延安时，算是她为数不多的老友之一，因为我们早在上海便已相识。当时谁也未曾料到，在‘四人帮’掌权之际，她会变得如此蛮横无理。”
江青给人的初见印象颇佳，以至于毛泽东对她一见倾心，并最终决定与她结合。但周恩来（一说朱德）似乎能洞察她文静和善表象下的本质，认为她在政治上存在问题，至少不够可靠。这一看法引发了中央政治局的激烈辩论。这一争论为康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师哲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康生与江青、毛泽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言道：
江青之所以能巧妙地贴近毛泽东，实乃康生与曹轶欧的“精心策划”。江青所采用的策略，源自康生的真传。一旦江青得手，便实际上成为了康生与毛主席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正因如此，康生对政治动向的感知尤为敏锐；也正因如此，他总能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即便犯下恶行，也无人敢于追究。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更名为蓝蘋，诞生于山东诸城县城的东门外。家境平凡，蓝蘋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容貌平平，父母不允许她接受教育，早早裹足待嫁。蓝蘋则天资聪颖，容貌端庄，身姿曼妙，深受父母的宠爱。她在小学就读时，学校位于城内东街的南端，每日往返途中，不可避免地会经过当地富豪张家府邸，而这家正是康生的住所。
“蓝蘋虽年纪尚轻，但身材曼妙，发育成熟，从外表看来，宛如一位早熟懂事的女子。”
十四岁的蓝蘋，家中经济捉襟见肘，父亲于是带着她踏上技艺学习的道路，而她也对此充满了向往，乐于跟随父亲四处闯荡。听闻上海乃繁华之地，她便毅然决然，立志前往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1925年，康生与蓝苹先后抵达上海，他们的到来纯属巧合。康生在沪就读于上海大学，不久便坠入了同乡、出身贵族的女同学曹轶欧的情网，从而遗弃了发妻。曹轶欧与康生不仅同乡，身份亦相匹配，两人一见如故。曹轶欧正值青春飞扬之际，心怀壮志，却屡遭挫折，曾向鲁迅写信吐露内心的苦闷。尽管如此，她却能牢牢控制康生，禁止他沾花惹草，甚至不允许他与女同学有任何过分亲密的接触。因此，尽管康生知晓蓝苹也已抵达上海，却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接近她。
自踏入上海，蓝蘋凭借其倾城之貌与不羁的风采，迅速结交了众多好友，跻身演艺圈，活跃程度令人瞩目，此点即便康生亦自叹弗如。然而，在这繁华的十里洋场，若想一飞冲天，仅凭美貌与魅力尚显不足。蓝蘋深知此理，并未过分追求名利。加之她那随性不羁的个性，使得她的声誉未能达到高雅之境，有人甚至将她视为四流明星。
蓝苹因其社会活动频繁，不幸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关注的焦点之一。直至生命终结之际，康生才向王海容与唐闻生透露，江青在上海时期曾遭受特务机关的突击行动（所谓突击，即是在逮捕后即刻逼迫其叛变自首，承诺为其效力，随后释放，以此掩人耳目），此行为亦对其名誉造成了污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仅两个月，蓝蘋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於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后人所共知的。
蓝蘋抵延安后，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与夫人曹轶欧自莫斯科重返延安后不久，康生即刻肩负起中央社会部部长的重任，并兼掌中央党校的教席，曹轶欧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的干部长。未几，康生便获悉蓝蘋抵达延安并就读于鲁艺的消息。随即，他与蓝蘋取得联络，并将蓝蘋及随她自西安而来的几位同伴一同调入中央党校，将她们编入同一班级与小组，命名为“特别组”，由曹轶欧亲自负责管理。此后，蓝蘋更名江青。
康生居于枣园之中。枣园，曾是陕北一位土军阀高双成的宅邸，围墙高耸，果木葱郁。康生将此地布置得神秘莫测，不仅严禁他人入内，甚至禁止人们靠近，若有人不经意间游至枣园周边，便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后来，毛泽东入住枣园，康生遂迁出，直至延安撤离的全过程中，康生始终未撤除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人员，形成了两套独立的收发和传达体系，可见他对高墙深院的偏爱。彼时的枣园，自然戒备森严，然而江青却能自由出入，以便与康生会面。
毛贺子珍
1938年伊始，毛泽东的伴侣贺子珍，亦称志贞，因身体不适，携孕离延安，前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进而赴苏联就医。遗憾的是，她在苏联诞下的孩子不幸夭折。贺子珍抵达西安不久，康生与曹轶欧便迫不及待地将江青推至毛泽东的身旁。
江青以毛遂自荐的姿态踏入毛泽东的视线。毛泽东的警卫团队，均为康生所挑选。因此，江青能够轻易地见到毛泽东，也就显得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过程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谨慎进行的。”
江青与毛泽东在相知两三个月后，便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鉴于这场婚事，中央党校内诸多熟知江青情况的同志，包括王世英等，多次致信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对毛泽东这位中共领袖与江青这样的人结为连理表示担忧。张闻天原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宜过多干涉，然而，他深感有必要将下级反映的意见告知毛泽东。于是，他携带这些信件前往拜访毛泽东。简短交谈了几句，刚将部分意见反映出来，信件尚未递上，毛泽东便流露出不悦的神情，张闻天无奈之下只得作罢。
首先，不得接触党的机密文件；其次，不得以党的名义参与任何活动；最后，不得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这三项规定很快在干部中传开，大家的意见随之平息，仿佛得到了同志们的普遍认同。
毛泽东与江青
另据透露，在中央政治局为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力排众议，用了许多廉价的赞词，竭力支持江青同毛泽东结婚。如当时，在上海的王世英和刘晓反映江青有历史问题，而且与党脱离过关系。材料自然落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则想方设法隐瞒中央，暗中庇护，他向中央解释说，江青在上海与党脱离关系，道理很简单：是形势恶化造成的。接著康生又炮制了一些有利于江青的材料，把控告材料都毁掉了。他还吹捧江青少年时在山东就追求进步等等。
这件事情尽管酿成了中国后来政治方面的许多悲剧，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效应。江青实现了她的“女皇梦”；毛泽东也得到某种满足；而康生则因此既保持了和江青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正像一位老前辈谈起这件事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要让人报恩，一是当老师，二就是做媒人了。伟大如毛泽东者，也很难抛开这种文化制约，康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不久在赢得毛泽东的信赖之后，康生迅速晋升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仍肩负中央社会部部长与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双重职务。肃反大权亦随之落入他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