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位诸暨人
——说说蔡元培与蔡叔厚
杨士安
一、中国电影教育之奠基者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祖籍浙江省诸暨市。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清光绪进士。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民主进步人士。蔡元培先生曾在《自传》中写道：“我家先世是明季由诸暨迁至山阴的。山阴的始祖是恭政公（蔡大政,1657—1720,恭56）”。《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亦载：“恭政公在画像上方巾蓝衫，是明代生员的样子”。
蔡元培为中国电影教育之奠基者，亦为其时中国电影之积极推动与和践行者。
中国电影发轫于20世纪初。电影自1895年于法国诞生后，1905年在中国即有了回响，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1850—1932）拍摄了由谭鑫培（1847——1917）主演之《定军山》片段，此为中国人自己摄制之第一部影片。该无声电影之诞生，在当时可说是万人空巷，人们充满着对新技术之渴望、对于影像之好奇。然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则敏锐地看到，电影可成为一种 工具来进行大众教育。
其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战争频仍、生活困苦、举步维艰，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险，中国文化亦正面临生死存亡之紧急时刻。在如此社会背景下，教育成为头等大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陶行知（1891—1946）等教育界爱国志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教育救国”成为多数知识分子之使命。
如此情况下，蔡元培率先提出，刚刚引进中国不久之电影，形色兼备，可用来作为很好的教育工具，对人们科技常识之普及、生活习惯之培养等方面发挥很好教育作用。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以此身份通电全国各省都督，正式提出要求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为辅佐。……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临时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2月2日)从此电文中可见，蔡元培推崇社会教育，辅佐以“有益之活动画影画”，在当时应泛指有教育意义之幻灯片及无声电影等影像，此亦为“中华民国”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及以电影等方式向民众进行宣传。
蔡元培还在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使社会教育在中国国家行政组织上最初确定地位，来管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图书馆、演艺馆、美术馆等。
1915年，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之演讲稿件，其中提到:“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易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均足以增进普通人智德……”，并指出德国影戏院中有不正当影片，应禁止学生观看，择日为学生播放影片，多为科学事理。
蔡元培曾有一名言，谓“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此系蔡元培1930年在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作题为《电影与教育》学术报告中所讲到，亦是在此次演讲中，他第一个提出“电影哲学”之命题。此后，有志于“电影教育”之教育家们团结在蔡元培周围，开始了以电影为教育工具之各种实践与探索。
“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电影自诞生以来，便向着商业电影与教育电影两个方向发展，亦即所谓之娱乐性与教育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等国家在当时均在以电影进行国民教育并取得很大成就，中国教育电影是在世界教育电影大发展之背景下产生者。此时，蔡元培又发现，电影有它具备教育功能之积极一面，可若不加以严格管理，又会出现我们现今所说之‘黄、赌、毒’一类有悖于社会风气良好发展之情况。
电影技术发展初期，中国电影市场充斥着西方输入之商业电影，以及中国自摄之一些迷信、色情、暴力之电影。1928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会中，蔡元培就今后办理教育需要解决之实际问题，向与会者征求意见。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1867－1959）致电蔡元培:“窃有陈者，近来上海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其一曰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其情节不外诲盗与诲淫。偶赁数椽，便可开演……若不严加取缔，窃恐积极上谋教育之发达，消极上导教育于破产。何不于此大会之时，严定检查及禁遏方法……此不能不有望于我兄之登高一呼矣”。蔡元培在回复张元济之信中谓：“前奉惠书，以电影……之害，宜嘱教育会议诸君注意，因会议已将结束，未能具案提出；曾于谈话时，分别嘱托，彼等均有同情也。检查电影事，别种议案中，已有涉及者……”
1931年，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还曾提出：“影戏本为教育上最简便的工具，近日各都市盛行的，都以娱乐为最大目的，中国人自编的影片甚少，且多为迎合浅人的心理而作，输入的西洋影片，亦多偏于富有刺激性的。他们的好影响不及恶影响多。”
可以看出，蔡元培对电影两面性有着十分清醒之认识，故提出电影要“三分娱乐，七分教育”，此种电影教育思想在当时深入人心，亦为后来规范电影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以电影实现“美育救国”。蔡元培曾有两句名言：“科技救国，美育救国”。
从广泛意义而言，蔡元培系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艺术教育并施行者。蔡元培在北大开创艺术教育，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之时，又推动成立现今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此等学校之创立与发展，其中都受到蔡元培美育思想之影响颇大。
1930年，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书》撰写之《美育》一文中指出，美育实施之地方有学校、家庭、社会，社会可以通过设立影院，播放好影片达到美育效果：“设公立剧院及影戏院，专演文学家所著名剧及有关学术，能引起高等情感之影片……凡卑猥陋劣之作，与真正之美相冲突者，禁之”。并指出公立影戏院等票价要低廉，私立影院之影片需 经过公立检查所审定检查等。
二、为中国电影初创与成长作出开创性贡献之蔡叔厚
蔡叔厚（1898—1971.5.6）。原名肃候、绍敦。诸暨陈蔡人。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费生，学习电机专业，继而考取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创办绍敦电机公司，并以此公司为掩护设立共产党秘密交通联络机关。1929年，在上海协助李强（1905—1996）等人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帮助阳翰笙（1902—1993）、于伶（1907—1997）等创办昆仑影业公司，担任公司理事并兼公司监察，协助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海屋檐下》等进步影片。
蔡叔厚积极帮助红色情报机构生产修理发报机，曾为党之情报传输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被党内称为“无线电双雄”之一（另一人为曾希圣，1902-1968）。蔡叔厚成立之机电公司，还生产制造过霓虹灯产品，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可谓为国内电子户外广告业之始作俑者。
蔡叔厚在中国电影大业之初创与成长时期，作出了披荆斩棘、开山劈路之开创性贡献。蔡叔厚之所以与电影搭上边，一方面与其技术及资本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校友熟人关系有关。抗战后，夏衍（1900－1995）等遵照周恩来（1898—1976）指示，在上海发展进步电影业。作为与夏衍为同一学校之校友、浙江老乡，又皆有日本留学经历之红色机电老板蔡叔厚，自然成为具体操办之最佳人选。1946年蔡叔厚联合夏云瑚（1903-1968）、任宗德3人投资，在上海成立“昆仑影业公司”，成为战后摄制进步电影之重要基地。先后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多部进步电影。经典影片《三毛流浪记》亦由该公司摄制。昆仑影业公司建国后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后又并入国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成为上海电影制片业之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蔡叔厚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机电一局局长等职，并担任电影厂顾问。《诸暨县志》有传。
最后顺便说说蔡叔厚校友、浙江老乡，又同有日本留学经历之夏衍同志。夏衍中国著名文学、电影、 戏剧作家与社会活动家， 中国进步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夏衍1933年以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线》等，改编创作有《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述不仅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他不仅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并亲自参与过进步电影运动，而且建国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和主管全国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是主管全国电影的一号人物。
2024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