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蒋介石的台湾往事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踏足台湾岛，紧接着，自12月13日起，《中央日报》正式启航。（国民党的党报）连续七日发表由总主笔陶希圣执笔的深度文章——《从头开始革命事业》。陶希圣以晋朝“新亭对泣”的典故比喻跟随政府迁至台北的国民党高层，提出疑问：“政府迁至台北，各位是否有悲痛的情感和坚定的意志，齐心协力，誓言光复中原？若无，我们不仅会自愧不如王导，更对得起牛衣对泣的孩子们。若有，那么我们便需痛定思痛，重启革命事业。”
陶希圣敦促国民党党员摒弃陈旧的思想和作风，明确指出：“若不进行革新，既往的败局必将重演，未来亦将步其后尘。”他不仅鼓舞了党员们的士气，更号召他们痛改前非，全身心投入改革，以期“从头开始，重振革命伟业”。
所谓“从头做起革命事业”，实则意味着在思想与结构层面，对国民党进行根本性的革新；同时，推动土地改革，践行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理念，促进农工业生产的提升；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结束训政阶段，步入宪政时代，即推行地方自治，开展民主选举。蒋介石亲自主持党的改造事宜，并将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等重任委托给其深信不疑的台湾省主席陈诚。
革命实践研究院：重塑国民党思想
针对大陆时期部分党员信仰出现动摇的现象，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在台北郊外的阳明山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旨在将其打造为党员思想改造的摇篮。期望党员能够从思想深处到行为举止，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革新。蒋介石亲临授课，亲自编撰教材，并逐一接见每位学员，细致审阅他们的自传。
蒋介石在台湾
青年党员孙运璇，彼时身为台湾电力公司总工程师，于1950年春获选调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参与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的培训。孙运璇回忆，蒋介石先生亲力亲为，亲自授课、亲自编制教材、亲自批改学员作业，常与学员交流，甚至有时会坐在教室后排聆听其他教官的授课。孙运璇在台湾电力公司服务了二十载，其后曾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并于1978年出任台湾“行政院长”。
革命实践研究院精心设计的课程着重于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实践探索。每位学员均需从革新内心始发，摒弃自私狭隘、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的陋习。蒋介石经常对学员讲话，勉励他们洗雪失掉大陆的耻辱，誓把生命奉献于实践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的“革命大任”。
自1949年创立至今，革命实践研究院已培养了数十万名国民党党员。几乎每一位党员在竞选党内或当局高层职务之前，都会选择在此接受专业培训。该研究院遂成为国民党内最为关键的党员与干部教育基地。
党的改造
思想改造，不过是革新国民党体制的初步阶段，紧随其后的是对结构及运作机制的全面调整。
在探讨“党的改造”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实际情况。
自国民党成立以来，派系纷争便如影随形，党内派系主要可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一类是政治派系，如著名的西山会议派便是典型代表。（此乃国民党内部一右翼派别，林森、居正、邹鲁等人均为其代表人物。），改组派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反对蒋介石的势力长期与蒋介石保持对立，其中以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为代表。他们尊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对其抱有崇高的信仰。，政学系（该集团结构较为松散，主要由民意代表与行政官员组成，他们对蒋介石表示坚定支持。其中，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吴铁城等人均为该集团的杰出代表。），CC系（此乃由陈果夫与陈立夫所率领的派系，长期以来牢牢把控着国民党的组织与教育机构，成员众多，堪称国民党内部最为庞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派系之一。，三青团（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基石，成员大多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核心人物为陈诚）。另一类人物则是地方上的实力派，通常被称作地方军阀，以桂系为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冯系（冯玉祥）、阎系（阎锡山）等。
到台湾后，派系斗争的恶习仍未停止 实际上，一旦失去了大陆的支撑，地方上的实力派人士便丧失了手中的权力工具，沦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随之大打折扣。但是政治派系，尤其是CC系和政学系的冲突仍然层出不穷，团派因陈诚的关系，也涉入权力的竞争。
1949年年末，台湾所遭遇的内外环境尤为严峻。彼时，中国共产党已横扫中国大陆，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形势亦不容乐观。（尤其是美国）大多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已出现各种背弃国民党的动作。美国杜鲁门政府早已在1949年8月5日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把中国大陆的失败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同时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英国也停止和国民党当局的来往，更在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政权。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岌岌可危，随时会有覆亡的危险。
形势异常严峻，党派高层领导间的分歧与派系矛盾依旧频发，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深感派系纷争之累。他深知，若欲国民党在台湾重振雄风，必先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党的改革之路，首要之举便是终结党内派系间的争斗。
想要改革这个老旧腐化、派系势力盘根错节的国民党，谈何容易？蒋介石苦思良方，甚至一度想彻底抛弃国民党，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党。他也想过干脆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党”，以别于老旧的国民党。
不止蒋介石一人曾萌生更改国民党名称的念头。当时，党内多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亦纷纷提议，改换党名以助国民党实现蜕变，焕发新生。其中，蒋经国、萧自诚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央日报》副社长——（姓名），《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曾有人提议设立“三民主义党”、“三民主义革命党”以及“中国民主劳动党”等组织，然而，这些提议因涉及范围广泛、反对声音强烈，最终未能继续推进。
CC系阻挠，处处限制
1950年3月，蒋介石基于积极的改革意愿，着手考虑对“行政院长”一职进行人事调整。他有意用陈诚取代阎锡山的位置。陈诚，作为蒋介石深信不疑的嫡系将领，曾随蒋介石参与东征北伐、剿灭共军、抗击外敌等多场战役，屡建奇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蒋介石曾言：“中正一日不可或缺，辞修不可或缺。”在他看来，陈诚以其坚定的性格与刚毅的意志，堪称肩负改革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理想人选。他表示：“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严厉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陈诚
事态并非如表面那般简单。对于“行政院长”的人选提名，需经“立法院”的批准。蒋介石尽管积极与党籍“立法委员”进行沟通，却遭遇了不小的阻碍。特别是“立法院”内最具影响力的CC派，对该提名坚决表示反对，对陈诚的评价尤为激烈。CC派成员多次公开发声，宣称“陈诚不宜担任此职”，他们指出陈诚的军人背景导致外界观感不佳；部分成员甚至明确指出，陈诚性格固执，难以胜任“行政院长”的重任。就连蒋介石信任的张群、雷震也对提名表示了反对意见；而省主席吴国桢更是直接提出辞职，以此表达他的不满情绪。
更令蒋介石感到意外的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并未站在蒋介石一方，反而提出采用虚假投票的手段先行测试党内“立委”心中所倾向的人选。鉴于CC系“立委”占据了多数，陈诚想要脱颖而出显然是颇为困难的，这无疑是在公然唱反调。
中山堂同哭
“怒火中烧，痛心疾首……整日郁郁不得释怀，深以为立法委员们至今仍无觉悟，依旧如同往年在南京那般无法无天，这才导致了今日国家的悲剧，他们真是执迷不悟！”
连续的挫败如影随形，蒋介石在大陆的惨痛败绩后，内心深处累积的羞耻与愤怒，终于在1950年3月6日如火山般喷涌而出。
当日的中山堂，原是国民党例行总理纪念会的举办地。然而，蒋介石一踏上讲台，便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华民国已亡！”此言一出，在场的党政干部皆感震惊，现场立刻陷入一片死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蒋介石紧握住自己的衣襟，自嘲道：“我，竟沦为亡国之奴。”作为这不幸的亡国之奴，他有必要向那些“亡国之主”陈词。他承认，大陆的败退源于他自身的领导失误，内心深感羞耻，无颜见人。如今，大家齐聚台湾，实乃在死亡边缘挣扎求生，退无可退，别无他途，而他亦无颜逃往海外苟且偷生。然而，即便如此，同志们仍为个人得失相互争斗，相互攻讦，这让他痛心疾首。言至此处，蒋介石眼中泪水夺眶而出，言语哽咽，多次中断了谈话。
蒋介石素来严谨自律，深谙个人尊严之重。自大陆政权失落，虽心中充满悲愤与自责，但面对公众，他依旧保持克制，面色从容。这成为他首次摒弃领袖之尊，将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羞愧与愤怒尽情抒发。蒋介石的言语与泪水，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千余名党政干部。许多人随之一同落泪，现场涕泪横飞，悲声此起彼伏，“全场无不泪下”。
在这场“中山堂同哭”事件中，反对者的立场逐渐软化，关于“阁揆”人选的争议亦随之峰回路转。吴国桢撤销了辞职决定，而CC系领袖陈立夫也公开表态，支持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当晚，迅速召开“中央常会”，与会人数达388人，其中306人投票赞同。因此，陈诚的提名案以多数票顺利获得通过。
1950年3月15日，陈诚顺利履新“行政院长”一职，自此着手以铁腕手段推进改革大业。
派系纷争，矛盾不断
然而，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政府部门内部的纷争依旧频仍。行政院与省政府之间频繁发生冲突，这主要源于中央政府迁至台北后，其管辖区域与台湾省政府的大部分领域存在重叠，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划分。即便省主席愿意退让一步，或许问题尚能得以化解，但当时的省主席吴国桢却十分强势，他与陈诚常因省政府与中央政府谁应掌握财政资源而争执不休。吴国桢时常以辞职相威胁，而陈诚性格同样刚强，不愿妥协。此类争执屡见不鲜，令蒋介石深感不满，他抱怨道：“辞修与国桢意见相左……行政院与省政府无法达成合作，政治经济领域难以实现重大进展。”陈诚与吴国桢均具备非凡的个人实力与深厚背景，蒋介石唯有竭力进行调和与抚慰。
吴国桢
此外，"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的矛盾亦颇为尖锐，这主要源于国民党内部最大的派系——CC系——的"立法委员"频繁对"行政院"的决策提出抵制。1950年春季，"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了一项紧急法案，旨在赋予"行政院"更广泛的应对紧急情况的自主裁量权。然而，CC系"立法委员"集体予以反对，他们认为不宜随意扩大"行政院"的权限，同时"立法院"也不应放弃对行政权的监管职责。该法案最终以164票赞成对124票反对未能获得通过，陈诚领导的团派与陈立夫领导的CC系由此陷入势不两立的局面。
“立法院”内部形势错综复杂，不宜急于填补“院长”一职。
CC系“立委”不合作，而且所持的理由太牵强，蒋介石很生气。在一次党内谈话中，他气愤地表示，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争权争利闹下去，他就“从此了结，不再与闻党事，大家等候共匪受俘，一一待斩可也”！
尽管誓言激烈，然而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派系纷争，此类抵制与冲突仍将频发不断。蒋介石毅然决然，立志对国民党进行全面革新，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派系间的束缚，尤其是对CC系的制约。
终结派系，重塑国民党
蒋介石早已对党的改造方案成竹在胸，国民党内部亦多次展开讨论。然而，关于改革的途径与深度，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蒋介石所提出的改造方案，堪称破釜沉舟之举，其内容涉及暂停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即剥夺当时国民党运作中枢的核心权力，由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至于新改造委员会的人选，则悉数由总裁亲自选定。（蒋介石）遴选。
众多党内人士对这一颠覆性的观念难以认同。“总统府”、“行政院”以及国民党三位秘书长王世杰、黄少谷、郑彦棻，受命四处奔走，力图推动改造案顺利通过，但反对之声依旧不绝于耳。7月21日夜晚，蒋介石紧急召集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进行谈话，鉴于次日（22日）即将举行的中常会临时会议，旨在就改造案进行深入讨论，此乃正式会议前的最后一次沟通环节。在会议中，CC系常委王秉钧、李宗黄等人士明确表示反对暂停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并对总裁的某些决策提出了质疑。（蒋介石）对中央改造委员会成员选拔程序的正当性产生质疑。部分人担忧，此举可能导致党员队伍出现“离心离德”的现象。
聆听了他们的言论，蒋介石怒火中烧。他强硬宣称，党的改革不容拖延，否则他无法继续担任总裁之职来领导本党。他情绪激动地补充道，若同志们对他失去信任，不愿让他继续领导，那么大可自行组建新的政党。
蒋介石勃然大怒，在场的中央常务委员们只得纷纷起立，表达支持，方才使得改造委员会的原则得以顺利通过。
国中改委会
中央改造委员会肩负着规划与实施党的改造政策的重任，更在国民党大陆时期，接替了两个最具权力的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职能。（中常委）与中执委（中执委）成为党的核心。
此次，蒋介石决心破釜沉舟，以重塑党务为目标。他立志根除国民党长期存在的派系纷争与组织涣散之弊病，力求从根基上革新该党，最终铸就一个全新的政治团体。
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所有准备工作均着重于新组织架构、新纲领制定、新号召发布及新任务的部署，以及吸纳新成员的计划，以及与政纲、政策、理论等相关的各项文告。”
8月5日，在这不平凡的一天，16位中央改造委员面容严肃，面对蒋介石及其在场的众人，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谨遵总裁领导，全力以赴，忠诚奉献，以完成改造使命。”若违背誓言，他们愿意接受“党纪的严正惩处”。蒋介石随后发表训词，他坚定地要求中央改造委员下定决心“全面革新党政、国家面貌”，并提出要从“零起点”重新开始。
在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的两载光阴里，改造委员会累计举行了420场各式规模的会议，平均每周举行三至四次。委员们毫无保留地审视了大陆时期犯下的失误，深入探讨了党和当局在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最终确立了未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策略。其中，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民主政党”，通过民主与中央集权的结合，以强化党的组织架构和纪律；吸纳农工、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等各界人士入党，从而拓宽党的社会根基；并设立党内“小组”作为基本组织单元，以增进党员之间的联络与协作。
至关重要的是，改造委员会明确规定，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思想指导核心，郑重承诺将台湾塑造为“三民主义”的典范省份。实际上，“三民主义”向来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大陆时期并未得到严格践行。此次，国民党决心将民主、民权、民生确立为治理台湾的纲领，切实付诸实施。
遵循中央改造委员会确立的指导原则，国民党在各地广泛设立地方党部，并积极渗透至各类职业团体之中。党部与基层的小组成员保持直接沟通，共同编织了一张紧密的关系网络。此网络遍布城乡各地，国民党的势力亦随之扩散深入。
为重塑国民党组织，改造委员会特此规定，自1951年1月4日起至23日止，需重新进行党员登记。此次登记的时限仅为20天。对于期限内未能完成党员登记的成员，将依法予以撤销党籍。在大陆时期，众多显赫的知名人士，因未完成重新登记手续，不幸被剥夺了党籍，其中不乏蒋介石的姻亲，如孔祥熙与宋子文。
1952年，国民党举行了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这一盛事标志着其改造工程的圆满落幕。自那时起，国民党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回顾1949年，当国民党撤离大陆并迁至台湾之际，党员数量仅约5万。然而，仅三年之后，至1952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于台北召开之时，党员人数已激增至28万之众。在党员的构成中，农工阶层占比高达49.31%，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则占29.77%，青年党员的比例更是达到了35.29%。更为关键的是，超过半数党员拥有台湾籍贯。步入20世纪50年代之末，国民党的人数已膨胀至近百万人之众。台湾总人口的10%。
“若非摒弃私情恩怨，具备革命的无畏精神，断然无法达到如此境地。”
改革运动孕育了崭新的领导群体，这些领导人物均学有所长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们立誓要洗尽失去大陆的耻辱，全面摒弃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的弊端，并坚定地将“三民主义”确立为国民党在台湾长远的经政治理目标。而且，蒋介石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与声望，党内无人再有能力对其构成挑战。
除此之外，借助国民党的整编契机，蒋介石吸纳了一众年轻而干练的技术型官僚。他们普遍拥有优秀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迥异于当年大陆那些老党员身上所显现的拘谨与私心，他们更具创新精神，勇于行动，敢于担当。这批技术官僚，如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日后在台湾经济改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民党的台湾版图由此焕然一新，重获新生。
陈诚启动铁腕改革。
在蒋介石力推国民党改造之际，陈诚所领导的台湾省政府亦同步拉开了重建台湾社会与经济格局的宏伟工程序幕。
陈诚1950年1月正式担任台湾省主席，他1949年5月颁布《戒严法》 【转换失败】：，目的是管制人员进出台湾，防止台湾受到大陆崩溃、大批人员涌入的影响。这个行政命令遭到各方激烈的反对，台湾民众认为出入台湾管制手续繁杂，徒然扰民，完全没有必要。国会更是强烈不满，立法委员指责这个做法违反宪法赋予人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台籍立法委员连谋、邱汉平带头联署，要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 陈诚坚决表示：“国家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唯有台湾才是我们唯一的逃生之舟！”在此非常时期，台湾不容有任何闪失，必须采取超常规手段，以确保台湾的安全稳固。
推进币制改革以救经济。国民党兵败大陆，金圆券急剧贬值，台币因为和金圆券相连，因此受到重创，导致台湾金融波动，物价有如脱缰野马，大幅上扬。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率高达52.6％，台湾经济濒临崩溃。
1949年6月15日，在财政厅长严家淦及台湾银行董事长一职的鼎力支持下，陈诚正式公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大陆运抵的黄金、白银及美元作为储备资金，以此为基础发行新台币，并宣布同时停止旧台币的流通。根据《方案》的规定，旧台币四万元可兑换为一元新台币，且兑换期限定于1949年12月31日之前。陈诚旨在彻底割断旧台币与大陆金圆券的联系，并通过新币制的建立，重塑台湾民众的信心。币制改革进展顺畅，迅速遏制了通货膨胀，稳固了台湾的金融秩序。
地方自治
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除了对党的结构和土地制度的革新、经济建设的推进，更需着力推动一项新政治体系，该体系不仅具备明确政策导向，而且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执行力。在1950年的元旦之际，他挥毫泼墨，笔锋坚定地写下：“过往种种，犹如昨日之死；此后一切，宛如今日新生。在党务、军事、政治以及政策制定、组织建设、教育培养、作风塑造和领导方法等方面，均需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重新开启新的征程。”在当年的“大事表”中，他严谨地记录下“地方自治”四个字，立志在台湾推行民选县市长制度，并将其设定为当年最为紧迫需处理的首要事务。
地方自治？真的还是假的？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华民国，不过5年，台湾人民从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历练，更没有直接选举的经验，怎能实施直接选举？更何况，国民党迁台仅仅几个月，政经社会都还不稳定，1950年初的台湾内外交困，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海峡对岸的解放军随时可能解放台湾。百废待兴，怎么说，地方自治都不是当务之急。台湾有什么条件来做？蒋介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蒋有考量。他认为，实施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地方自治，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还有一层，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无奈兵荒马乱之中，蒋介石有理说不清。所以，到了台湾，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产党更好。所以，蒋介石立志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来跟共产党竞争。他的日记透露了这个心思：“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既然“退此一步别无死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果然，省府与党内迅速涌现反对之声，蒋介石的亲信亦表露出疑虑。他们提出质疑：国民党在台湾根基尚浅，此时推行地方自治，实乃不切实际、志大才疏之举。部分人士忧虑，社会尚不稳定，选举可能引发地方骚动，加剧派系纷争。众多党政干部深忧，自由选举对国民党不利，因多数公职将被人口众多的本省人夺得，外省人的地位无疑将受到影响。此外，还有人质疑台湾民众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当选者恐难胜任行政领导之职。
陈诚与学者阮毅成有这些顾虑。亦是国民大会的代表性人士，在大陆时期，曾连续十年担任浙江省民政厅的厅长职务。“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的信心和决心。”
自1949年7月起，蒋介石便下令陈诚组建“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旨在预先探讨实施自治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即从8月至12月，该研究会共举办了三十余次会议。其中，不乏连续三天的长时间会议，从日出到日落，持续十余小时，尽管如此，与会者却无人感到疲惫，反而人人精神焕发，深觉责任重大，使命艰巨。
1950年4月，颁布了“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紧接着，台湾省政府出台了包括“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以及“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在内的16项法规。自此，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包括调整行政区划、整理自治财政、加强自治教育、完善自治法规以及培养自治人才等。
一切准备就绪，1950年7月2日起正式开展选举活动。选举过程依次展开，首先进行的是县市议会的民意代表改选，紧随其后的是县市长选举，随后则是省议员及地方基层代表的选举，最终完成的是省长的选举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为顺应地方自治的趋势并扩充地方财政资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特别作出决议，决定将烟酒及林业的管理与税收权移交给地方政府负责。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稳定的税收来源，从而具备了推动地方事务发展的预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