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成为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其政府以“国家安全”和“对等”为名，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金砖国家（BRICS），实施了新一轮的惩罚性关税措施。这些政策表面上旨在通过经济胁迫来纠正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并分化对手，但其深层影响却呈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旨在削弱特定国家经济的单边关税，正无意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催化剂，迫使金砖国家超越内部差异，加深合作，并加速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替代性全球秩序。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精确打击”与其实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基于其对美国国内贸易法的重新解读与“武器化”应用。这些法律工具被赋予了全新的地缘政治含义，使其成为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战的核心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和《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第232条款赋予美国总统在进口商品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采取关税或进口限制的权力。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内，这一条款被援引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了25%和10%的附加关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争议，并遭到多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的诉讼。尽管面临法律挑战，美国政府仍持续利用该条款，对包括钢铁衍生产品在内的多达407个类别加征了50%的关税。这一做法显示，所谓的“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宽泛的理由，其真正目的在于绕过多边贸易体系，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标。第301条款则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报复性职能。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对被认定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主动发起调查，并在确认违规后实施惩罚性措施，包括加征关税。这一条款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法律基础，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被进一步用于对中国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战略性高科技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将贸易工具与地缘政治筹码深度绑定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性。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颁布了“对等关税”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基础关税，并对部分国家征收额外关税。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保护主义措施，不仅针对特定对手，也波及全球贸易伙伴。这些法律工具的“工具化”与“外交化”使得贸易政策与外交筹码深度绑定，其深层影响是削弱了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当各国无法在多边框架下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时，它们不得不转向多边框架之外的应对方案，从而为金砖国家内部合作提供了新的逻辑基础。特朗普政府针对每个金砖成员国的关税政策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严苛性，旨在削弱其关键出口产业，从而在经济上形成压制。这些关税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对贸易逆差的简单回应，更是一种明确的地缘政治惩罚工具。例如，对中国的关税打击从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扩展到电动车（100%关税）、半导体（50%关税）等战略性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内地及香港的800美元以下小包裹的关税豁免待遇也被取消，小包裹需缴纳30%的关税。对印度的关税税率高达50%，直接威胁其纺织品、宝石、珠宝、虾和地毯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作为加征额外25%关税的理由。对巴西，美国则利用232条款和对等关税，对其关键的钢铁（25%关税）出口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对南非，美国对其出口至美国的汽车和零部件征收25%至30%的关税。对俄罗斯，关税威胁更是直接与地缘政治冲突挂钩，扬言若不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将征收100%的关税。这些关税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共同繁荣”的传统全球化理念，迫使被打击的国家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和贸易伙伴关系。这种从经济工具到地缘政治武器的转变，正是金砖国家寻求内部合作和战略自主的直接诱因。关税打击下的金砖国家各自阵痛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给金砖成员国带来了直接而深重的经济影响，其冲击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更渗透到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营和普通民众的生计之中。尽管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但高额关税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特朗普上任后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40%左右，可能导致中国GDP增长减少大约一个百分点。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制造业和劳动力市场。关税的压力迫使中国工厂采取大幅削减成本的措施，包括缩短工时、强制休假和削减工资。在南方城市佛山，一家橱柜厂老板透露，其员工人数从疫情前的200人减少到现在的100人，公司目前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被迫降价10%以应对竞争，导致工人加班时间减少，而加班费过去曾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武汉，就业市场的时薪已从去年的16元降至目前的14元。在广州市大塘村，一名服装厂工人表示，他现在很难找到一份工资只有原来一半的工作，且工作天数大幅减少，威胁到其支付儿子幼儿园学费的能力。这些微观案例揭示了关税成本的内部消化过程。特朗普曾声称“关税由外国支付”，但研究指出，为了保住美国市场，中国厂商大多选择降价对美出口，从而主动承担了关税成本。这导致企业利润受损，并最终通过裁员、降薪等方式转嫁给工人，引发了“隐性失业”率的上升。此外，关税政策也迫使原本计划在东南亚布局供应链的中国企业重新评估成本优势。关税的真正效果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外迁，但这一重构并非完全按照美国预想的方向发展，反而促使中国企业加强与非美国市场的合作，为金砖国家内部贸易的增长提供了基础。关税政策对印度经济构成了直接威胁，尤其对其关键的出口行业造成了冲击。美国对印度商品加征的50%关税，预计将影响纺织品、宝石、珠宝、虾和地毯等行业，其出口可能暴跌70%。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其业务可能会流向越南、孟加拉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尽管专家估计关税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大约为0.9%，但它却危及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并直接挑战了莫迪总理将印度打造成主要制造业中心的经济雄心。面对这一外部压力，印度政府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莫迪总理承诺推动“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并表示企业可能很快将迎来“巨额税收优惠”。印度政府还计划向受关税影响的出口商提供财政援助，并鼓励他们开拓拉丁美洲和中东等新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强硬立场还促使印度修复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加强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这表明，尽管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中与美国保持战略合作，但当经济利益受到核心损害时，它也会采取对抗性措施。关税成为了一个外部催化剂，加速了印度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战略自主的进程。对巴西和南非等金砖成员国关键出口行业的打击不仅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更引发了国际贸易法层面的应对，凸显了单边主义对全球贸易规则的侵蚀。南非是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的重要受益者，其汽车及零部件产品长期以来享受免税待遇。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直接覆盖并削弱了这一协议的效力，对出口至美国的汽车征收25%至30%的关税。这一政策对南非汽车工业构成严重冲击，今年1月至7月，南非对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出口规模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55%。大量相关企业因此被迫关门，引发了市场对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这种无视或凌驾于既有贸易协定之上的单边行为，显示出美国贸易政策的破坏性，不仅打击了具体的贸易流，更动摇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石。与此同时，巴西财政部长费尔南多·阿达表示，针对美国对多种巴西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巴西还可能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举动并非孤立事件，因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批准对多国征收关税时所援引的法律实际上并未赋予其征收这些税款的权力。这一裁决被认为是巴西等国对单边主义进行法律反击的重要依据。这些从“各自为战”到“联合应对”的转变，正是外部压力聚合内部团结的具象化体现。逆势而上的“金砖团结”：被动聚合与主动破局尽管金砖国家内部存在分歧，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外部靶点，从而在外交、贸易和金融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罕见的统一阵线。关税政策的普遍性和严苛性使得金砖国家无法再“装作无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对“单边关税措施升级”表达了“严重关切”，并认为这些措施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尽管声明中并未直接点名特朗普或美国，但其矛头显然指向了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从私下抱怨到公开谴责的转变，本身就是团结强化的标志。这种“不点名”的外交策略，恰恰体现了金砖国家在共同利益驱动下所形成的、充满智慧的“战略团结”。它既要表达集体的愤怒，又要考虑到成员国与美国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不能彻底关闭对话大门。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任何“支持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的国家征收额外10%的关税，这种直接将经济问题与政治立场挂钩的行为，反而更进一步促使金砖国家形成统一的战略共识。外部关税压力正在促使金砖国家主动寻求替代市场和贸易伙伴，从而加速集团内部的贸易流转和经济互联互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11%，达到1.49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同期对外贸易总额的14.7%。这一数据为“被动聚合”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当传统的美国市场变得成本高昂且充满不确定性时，各国企业自然会寻求更稳定和优惠的贸易路径，而金砖国家内部恰好提供了这种替代性选择。这种贸易转移不仅体现在大宗商品和能源领域，也延伸到了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业，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变化。例如，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增长了25.7%，进口增长了30.1%，主要贸易商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汽车和设备。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持续增长，这得益于能源和汽车等商品的销售增长。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增长了8.5%。中国与南非的贸易额也稳定增长，第一季度出口额达351.1亿元人民币，进口额达664.6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都表明金砖国家内部贸易增长正在加速。关税政策和金融制裁威胁促使金砖国家加速构建替代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金融主权。这一战略意图的具象化体现是“金砖支付系统”（BRICS PAY）的推出。BRICS PAY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去美元化”的支付系统，其核心目标是降低国际支付的成本和复杂性，并让金砖国家之间能够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和金融交易。该系统旨在绕过美元和欧洲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SWIFT系统，从而避免受到美国将美元作为“武器”进行“长臂管辖”的威胁。其运作机制基于区块链和数字技术，能够提供低手续费、高效率的跨境支付服务。该系统的诞生具有复杂的现实背景。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积极寻找SWIFT系统的替代品。同时，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也强烈需要本币互换交易来降低汇率风险。尽管成员国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均指向一个共同愿景：在双边贸易中增加本国货币使用量，减少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附。特朗普曾威胁将对支持替代美元货币体系的国家征收100%关税，这种直接的威胁反而验证了构建替代性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加速了BRICS PAY等项目的落地，形成了“威胁-反制-强化”的逻辑闭环。挑战与局限性：金砖团结的脆弱面尽管外部压力加速了金砖国家的团结，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内部存在的长期分歧使得这种团结是“战略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因此存在脆弱性和局限性。金砖国家内部的长期矛盾并未因外部威胁而彻底解决。其中，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和战略互信不足是一个显著的“天花板”。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印度对中国的政策已从“竞争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与对冲”。尽管金砖合作机制为印度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机会，但其国内对华的安全焦虑依然存在，并影响到双边经贸和人文等领域。此外，金砖成员国对美国的立场也并不一致。印度是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而巴西、南非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也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这种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得金砖国家在行动上难以完全与美国决裂，也解释了为何在峰会声明中需要“谨慎措辞”。这种地缘政治分歧是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在“天花板”，也解释了为何其更像一个“求同存异”的合作平台，而非一个拥有统一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联盟。结论与展望：金砖何去何从？特朗普政府旨在分化和削弱金砖国家的关税政策，其长期效应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聚合力。这些单边主义措施虽然在短期内给金砖成员国带来了经济阵痛，但其长期效应是为该集团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行动理由和紧迫感，加速了其内部团结与替代性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这一进程的转变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外交上的统一声音：共同的外部威胁迫使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形成统一阵线，对单边关税措施发出一致的谴责。经济上的贸易转移：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成员国主动寻求替代市场和贸易伙伴，加速了集团内部的贸易流转和经济互联互通。金融上的新基建：美国将美元作为武器的行为加速了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的进程，推动了BRICS PAY等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金融主权。展望未来，无论美国的贸易政策如何变化，金砖国家已意识到对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脆弱性。因此，建立一个更自主、更具韧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动力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其背后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是对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的严重挑战。金砖国家的反制和内部合作，恰恰是“全球南方”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寻求更大代表性和话语权的体现。关税政策无意中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即从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单极或两极体系，向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包括金砖国家）共同塑造的、更具包容性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演变。这一趋势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
